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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揭秘,网友:历史书上不可得知,赶紧看看!

赫鲁晓夫作报告,有听众晕倒。

有资料认为,与会代表因听了“秘密报告”而晕倒或引发疾病者,多达30余名。会后还出现了自杀事件。居然有这么玄乎的事情发生?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1956年2月24日夜,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长达四个多小时,披露了相当多关于斯大林的历史真相。这些真相,带给1600余名与会者巨大的冲击。亲历现场的雅科夫列夫,后来回忆道: “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既听不到坐椅发出的嘎吱声,也听不到咳嗽声和窃窃私语声。

谁也不看谁,也许是由于发生的事太突然了,也许是由于惊慌和恐惧,这种感觉似乎将永远留在苏维埃人心中……赫鲁晓夫列举一个又一个事实,一个比一个可怕。人们离开会场时都低着脑袋。

秘密报告隐藏的是什么呢?

① 虽然官方宣称会场出现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一片愤怒声”,但“死一般的寂静”才是真实情形。此外,还有若干代表在会场上直接晕厥。苏联作家И.Г.爱伦堡后来回忆: “在2月25日的秘密会议上,在赫鲁晓夫宣读报告的时候,几位代表当场晕了过去……我不隐瞒,我在读报告的时候,我也大为震惊,要知道,这不是一个受到平反的人在朋友圈子里说的,而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的。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② 因“秘密报告”而自杀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有资料认为,与会代表因听了“秘密报告”而晕倒或引发疾病者,多达30余名。会后还出现了自杀事件。最著名者,莫过于法捷耶夫的饮弹身亡。法捷耶夫是斯大林时代极富盛名的作家,同时也是苏联文学界的领导人物,其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在国际上流传甚广。法捷耶夫没有亲耳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是在会后听了“传达”。作协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听“传达”时,法捷耶夫的脸“似乎蒙上了一层铅灰色,而主要的是两眼饱含着泪水”。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③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别墅开枪自杀,死时身边摆着斯大林的画像和给中央的信。在信中,法捷耶夫自述死因:“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

一方面,法捷耶夫难以承受斯大林神话破产带来的幻灭。他在信中怀念列宁时代,“列宁死后我们被贬到孩童地位,被消灭,被恫吓”。另一方面,他对未来也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在信中,他将赫鲁晓夫等人称作“暴发户们”,断言这些人“已背离伟大的列宁学说,这令我对他们完全不信任,因为他们将比暴君斯大林更恶劣。后者还算有知识,而这些人不学无术。”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④ 作家法捷耶夫自杀前,特别哀叹自己作为天才,却变成了拉车的马以往有观点认为,法捷耶夫口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暴发户们”,用“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彻底否定。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当时,苏联高层内部对于如何评价斯大林,也存在很多冲突。这种冲突,扼要来说,即:到底是“只有一个斯大林”,还是“存在两个斯大林”。

譬如,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即分裂为上述两大意见派别。 在这次会议上,莫洛托夫仍主张从整体上肯定斯大林,因为“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政党”。卡冈诺维奇表态“赞成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要冷静行事”。布尔加宁主张:“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伏罗希洛夫也赞同“谨慎行事”,“斯大林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变凶狠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富有人情味的。但仍然保留着残暴的习气。”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⑤ 但马林科夫不同意将斯大林“划分两个阶段”,因为“同敌人进行任何斗争,也不能成为杀害干部的理由”。萨布罗夫直言:“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立场是不正确的,是在说假话。只有一个斯大林(而不是两个),其实质在最近15年里都暴露出来了。这不是缺点,而是犯罪。”谢皮洛夫认为“应该说出真相”。基里琴科认为说出真相“危害是不会有的。不能够不说,说出来是明智的。”

⑥ 上述内部意见分歧,制约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尺度。事实上,报告高度聚焦斯大林身上不正常的“个人崇拜”光环,所披露的“真相”仅集中在斯大林对干部和精英的“大恐怖”,而未涉及普通民众所承受的苦难——前者乃获取权力体系支持之所必需。所以,听完报告后自杀的法捷耶夫,其遗书也仅止于哀叹自身的悲剧命运——“我本应是我国优秀人民引以为荣的人,因为我具有真正的、质朴的……天才”,结果却“(在斯大林时代)被变成一匹拉车的马”。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1956年3月1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作一些改动和补充后,连同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的一个便函正式下发各级党组织。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